目前在我国,常有这种情况:如果几年不回老家,就会出现找不到路的尴尬。这不仅说明中国城市景观变化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变化的范围极其广大,更重要的是,人们记忆中的所有痕迹,都以最快的速度消失了。


我很难说这种现象的持续出现是否部分归因于我们的传统:每当改朝换代,胜利者进城的第一件事便是放一把大火,把原来的宫殿、房子烧个精光。然后再耗尽国库,重新修建象征自己政权统治的宫殿楼宇。反映在当前新的城市生活,则给予人们一种全新的生活准则和环境。它所依据的理性原则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记忆和与之相连的情感作为不必要的内容如同废墟一样被遗弃。


然而在最初的新奇、喧嚣、兴奋感褪去之后,人们普遍感到的是一种陌生感、失落感和紧张感,来自以往生活的判断在流行的城市理想面前被压缩变形。于是人们需要在自己生活的逻辑之外,重新组织自己的情感内容,重新建构自己的生活经验。与这种城市景观文化建设的断裂性以及城市形象的趋同性相伴随而来的就是居民身份认同感的缺失,以及伦理、道德、文化的茫然。而这正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困境。


一、以人为主体的生态单元
人及人性并不存在一个超越历史的生物意义。它由历史产生,由历史的特定发展方式去感知世界并被感知和影响,并进而发生自身的改变。人不仅通过这种方式继承着社会文化,也成为社会的媒介,从而使悠久的文明和传统“活”在社会之中。而活着的社会群体也因此积淀和传递着悠久的文明传统。在现代景观学中,人不再仅仅是一个观众,而成为现代景观中的演员。每个城市都有相似的面貌,但真实的状况是,每个城市的地理位置、经济动力、生活记忆以及人群的文化方式都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改变、忽略或忘却的。城市不是一个自身存在的事物,而是由市民的生活构造并感受的城市。离开了内部的人的活动,城市景观存在的意义就令人质疑了。上海泰康路的田子坊改造算是不错的城市景观实践,其改造的过程并非是经过统一设计、在特定时间内完成,而是由文化、艺术机构或个人以小投资、个体、小规模的方式,经过将近10 年的时间逐渐完成的,因而充满了独特的人情味。至今还有许多原著居民生活在其中,他们的日常生活活动与时尚的、外来的业态活动相互矛盾,却又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出乎意外的协调。而这种矛盾与协调共存的态势,正是文化生态发展的客观规律。(图1)


城市景观的文化特性,说到底就是人的特性,是真实、真诚、毫不伪善的城市化,是生活和艺术的城市化。随时间改变的不只是景观特征,还有人们感受它的方式;一个语义丰富的空间,就是可以让人们用他们认为适合自己的方式来阐述自己体验的空间。对于城市景观来说,作为一种集体所共同享有的资源,更应强调大众群体的意义。


精美的景观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内隔离或掩饰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景象,却不能解决其产生的真正原因和结果。这就不难理解当今很多城市中宏伟的、美轮美奂的欧陆风情广场或民俗一条街——舞台布景般的改造或重建,实际上对真实的、富有人情味的、可信赖的公众生活不仅没有鼓励,反而起到阻碍的作用。尽管它们很时髦,但由于这种仅由视觉效果出发的动机否定或忽略了(至少置于次位)更深层面的人的存在、关系和活动,掩盖了其形成的本质因素,严重阻碍了场地景观的不同文化关系的建立。


二、文化稳定性与传承性
文化的稳定性和传承性体现在其发展总是在前进与后退的交叉中进行的。在城市景观的发展中,复兴与怀旧永远相伴随而存在,成为客观事实。主观的是人们的体验及其对它的感受。另一方面,作为场景和环境的景观可能远比自然风景更能提供真实的生活影像。城市景观这种丰富的文化想象力,是它文化积极性、建设性的直接表现。城市景观的稳定性对于文化的传承是必要的。原已存在的场所,由于其历史、文化性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居民行为活动等一起,会形成内在的、稳固的同一性。那些景观实体与居民活动共同创造出场所的历史延续感和时间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而这正是人类与场所情感建立的必要基础。它们是来自过去,又向未来敞开的。因此,有“生命力”的开发模式,能产生场所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而设计应作为一种具有类似透镜功能的介入或干预手段,它可以改变使用者对场所的感知,但不必彻底改建这个场所。


因此,判断城市景观设计是否成功,最主要的在于这种介入是否展示了场所的自然和历史特性,是否可能顺其自然地催生一些新型的活动和场所使用方式;更在于它们是否表明了那些使文化、居民群体或个体身份得以稳定体现的价值观。


城市景观的文化特性,总是既包含着复兴与怀旧的双重含义,也体现出其传承性和递进性;既强调符号也强调习惯;任何割裂的、跳跃式的发展,都可能带来巨大的阵痛和毁灭性的创伤。


目前,我国城市景观建设中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这种稳定性和发展的渐进性。一切都是在短时间内突如其来发生的,绝大多数市民难免感到错愕甚至惊惶。“如果城市变化是在较长时期以渐进的方式进行,并把新的不熟悉事物与旧的熟悉事物混合起来,那么它们通常被认为是令人激动的,同时也是舒适和可以接受的。”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国家,过去历史遗留下来的可视和可触的实物,通过它传递的场所感和历史延续性而获得价值。历史遗存的特殊价值正是在于场所感和它自身特质的相对永恒性。尽管城市经常发生变化,但是城市要素以不同的速度改变,所以城市的某些特征得以保留下来。(图2)此时,那些“慢板”就显得尤为可贵。


因此,城市景观的设计建造不仅应反映现存文化的价值观念,它还需要努力为其他的、未来的景观创造出一个新的背景。也就是说,城市景观既要以现存或过去的文化为背景,又要为将来的景观做背景和前提,总是呈现出一种传承和递进的关系。


1. 上海泰康路田子坊内原居民与络绎不绝的来访者相安无事。



2. 南京瞻园内景,可见现代城市景观对传统景观的强势介入。



3. 小品、休闲设施和地面均取自当地材料及形式,这种“新”的设计不会让人感到突兀。



4. 好的景观应该是鼓励而不是禁止人们日常的活动。改造后的湖畔街心公园不仅吸引了周围的居民,而且为来访者提供了了解当地文化的场所。


三、城市景观的“集体记忆”
“景观的含义包含了一种深刻而亲密的关系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存在于建筑与场地之间,也存在于居住的形态、行为活动和空间之间,这些都与时间息息相关。”从这种意义来看,它也与社会习俗相关联。而社会习俗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形态和概念,是一种“集体性的记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只有对自己所生活的城市熟悉后,才能建立足够的情感依赖以及充分的安全感。
人们首先感知的视觉形式的整体感,实际上是人们与其日常生活环境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由各种日常活动共同构成了景观的集体记忆。这是因为居民的景观感受不仅仅是通过视觉来达成的,而且是在一种下意识的状态下,通过生活习惯和景观的使用过程来完成的。相反,只有“外来者”——设计师、政府、管理者和游客们,才会将景观看做一个客体去欣赏,但他们也逐渐认识到,真正的乐趣在于“体验”——坐下来小酌一杯的乐趣,远非走马观花式的游览可以体会到的。人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你从某地回来后,印象最深的是你在那儿做过什么,而非那儿有什么;通过记住你做过的事,才记住那儿有什么——景观物。杭州西湖湖畔街心公园虽然经过改造,但周围的居民不仅没有被驱散,反而吸引了更多的人们聚集,形成独特的城市生活风景。(图3、4)人们是否乐于使用某处景观,应该作为设计项目是否成功的一项重要标准,凭借通过他们的环境而给予人们一种历史观和文化归属感。
在过去的20 年中,常常见到的是推倒一切的重来,把可能引起人们回忆或提醒人们记忆的信息一扫而光,而并未对其潜力进行挖掘和利用,当然也可能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这种国内城市景观的乱象,很大程度上与争先恐后“树立新形象”不无关系。而“新形象”正是阻断人们记忆的直接障碍物。只有当一处城市空间的物质形态记录了可触摸的时间流逝,并体现出“社会记忆”时,它的相对永恒性才能促使自身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场所。


四、居民文化身份定位
基于以上三点认识,我们才能探讨居民文化身份的定位与确立。目前,一个常见的误解是,人们对文化景观意象的理解常常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地区或历史标志、图画而存在,而人们对它的体验却从参与其中变为仅作旁观。事实的情况是,当一个景观丧失对人的新引力时,其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在你身边可能正发生着这样的事情:20 年前叫小河村的老地方,明年就要改名世界贸易中心;20 个月前被围栏围住的空地,下个月拆下围栏却发现最新的中国最高楼已竣工。”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身份的丧失。城市居民的文化身份确立,首先需要建立一种情感的归属感,并以价值、习俗和传统的方式世世代代地固定下来的。人的行为的文化基础是通过言语和文化交往实现传承的,环境使人感到舒适、放松,人也对环境进行着主动或被动的参与。虽然公共空间并不是邂逅熟人的理想场所,但对于人们加强与社会的联系,增加对城市的情感方面的作用毋庸置疑。当然,也可通过设计来形成有利于或不利于交往的情形。如果缺乏其赖以学习和继承其文化基因的环境,居民则不可避免地感到自我身份的迷失甚至惶惑。当这种现象成为普遍情况时,则城市面临着价值缺失、道德沦丧的危险。因此,仅仅将城市景观局限在视觉艺术的范围内,只是对人的需求做简单的、甚至敷衍的表达,是无法建立真正的文化生态环境的。


从作为自然物的景观到受自然因素影响的景观;从文化产物到作为制造和丰富人类文明成果的介质,各种景观痕迹层层叠叠,在城市文化生态系统中交替演进。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景观介入居民的文明习惯;反过来,我们需要借助某种特定的“场所”,来传递并记忆我们的文化基因,使得我们的文化身份得以确立。


应该说,这种以文化生态学为立场的转变的关键在于不再仅仅着眼于过去的“历史”,而更关注“未来”的发展,正如生命不息的规律一样。我们研究、强调城市景观的“文化生态”问题,不仅是一种观点、认识,更是一种探讨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把景观与人时刻联系起来,使得当地居民的文化身份定位得以确立,才能在真正意义上达成整个城市文化生态的健康、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戴代新、戴开宇,《历史文化景观的再现》,同济大学出版社,上海,2009。
[2](英)Matthew Carmona, Tim Heath,Taner Oc, Steven Tiesdell 编著,冯红等译,《城市设计的维度》,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南京,2005。
[3](美)詹姆士·科纳主编,《论当代景观建筑学的复兴》,吴琨、韩晓晔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2008。
[4] 黄艳:“城市景观文化生态构成”,《持续之道:全球化背景下可持续艺术设计战略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武汉,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