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我作为一名观众参加了一场在旧金山举办的设计师聚会演讲。舞台上有四位设计师，其中有两个在为我工作。我去在那里支持他们。当时谈到了设计责任的话题，可能是为我工作的一个设计师提出的，我不记得具体的细节了。我所记得的是，在讨论的某一时刻，我举起了手，向这群设计师提出建议：现代设计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应该需要一个许可执照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房间中，大约一半的设计师都不约而同地转头看我，尖叫着“不”，好像我刚刚提出了一些荒谬的建议，比如借1000万美元开发一个智能盐瓶。（它确实存在。 这种情况发生了。）

“你们中有多少人会去找一个没有医师资格证的医生看病？”我问。房间里变得非常安静。

“你们中有多少人会去一所未经认证的大学读书？”我问道。房间变得更安静了。

当我们的专业服务需要获得许可/授权时，我们会喜欢它。事实上，如果你曾经有机会需要律师帮助的话，我敢肯定，你知道他们已经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你会感到很欣慰。更别提硅谷那些最具颠覆性的公司的自助餐厅了，它们必须得挂上卫生部门的成绩单，让去那里吃饭的食客们可以看到它们。因此，虽然你可以暂时停止与保障乘用车安全的法规作斗争，但你可以放心吃这个汉堡，你知道这是安全的，这要归功于阿特恩·辛克莱（Upton Sinclair）——一个记者揭发丑闻的工作所带来的规章制度。

事实证明，当规章制度符合我们的利益时，我们喜欢它们。

然而，这一屋子的设计师们却对我提出的这个说法感到吃惊。现在，我们的行业经常设计一些进入人体内部的设备，或者控制我们的药物，或者正在为在街上放置无人驾驶拖拉机拖车编写逻辑，无论哪一个情景，我们都应该需要专业许可。

“谁来决定谁能获得执照？”他们问道。

我有信心，如果其他行业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甚至可以看看他们的例子。 最后一个离开街区的人通常可以通过跟着前面的人找到他的道路。

昨天我和一个在当地艺术学校教授设计的同事坐下来喝咖啡。

“新一代的孩子们怎么样？”我问他。

“太好了！你知道吗，他们让我惊讶。他们问的是可持续发展、公民组织和道德规范等问题。”

“这是真的吗？”

“是的。直到最近，他们还想了解创业、融资和资金。”

“还有希望。”

“有的。”

那时，我认为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为专业设计服务的人——是设计的迷失的一代。被贪婪所吞噬。由市场之手支配。 生活在美国终结的地方ー硅谷。

我们正懒散地走向沙丘路。我们正无精打采地走向另一轮融资。我们正无精打采地走向市场份额。我们正无精打采地走向创业。最终，我们正变得毫无意义。 因为我们待的时间越长, 我们留给下一代清理的时间就越多。 我们已经给了他们相当多的工作保障。

我们之所以没精打采的，因为当社会迫切需要我们与其一起出生时，我们生来就没有脊梁。

中心不成立

每个设计师都需要对两个词保持敬意：“不”和“为什么”。这是我们所做事情的基础。它们是建立伦理框架的基础。如果我们不能问“为什么？”我们就失去了判断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否合乎道德的能力。如果我们不能说“不”，我们就失去了站立和战斗的能力。我们失去了帮助塑造我们负责塑造的东西的能力。

维克多·帕帕内克（Victor Papanek），曾试图在《Design for the Real World》中赋予我们脊梁，他称设计师为“把关人”。他提醒我们，我们的权力、我们的机构和我们的责任。他提醒我们，没有法律顾问的劳动不是设计。我们有一套技能，人们需要这些技能，只有在我们有一个好奇的头脑和强壮的脊梁时，才能把事情做好。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双手。我们当然不能成为不道德的人的手。

我们是守门人，我们投票决定什么才能通过我们的劳动和我们的法律顾问的大门。我们要对通过那扇门进入世界的东西负责。通过的东西带着我们的认可。它承载着我们的名字。我们需要对抗怪物。当然，每个人都记得那个怪物，但是他们以它的制造者来称呼它。我们所创造的最糟糕的东西将会比我们活得更长。

在硅谷再也没有空间去问为什么了。设计师的任务是快速移动起来和打破常规。“怎么做”变得比“为什么”更重要。我们能多快做到这一点？我们怎样才能获得最大的市场份额？我们怎样才能击败竞争对手，进入市场？

今天的设计师们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学习如何更快速地工作。虽然速度快，但速度过快往往会使你的目标变得更加模糊。在没人注意到它们是什么，它们有多难闻的时候，产品就已经通过那道门了。因为我们破坏了一些东西。打破数据库是一回事，但当数据库掌握了人际关系的关键时，数据库并不是需要唯一打破的东西。

除了速度，我们还得处理规模化的兴奋剂。所有的东西都需要更快更大。它能有多大，能走多远。“一百万美元并不酷。你知道什么是酷吗？”你知道这条线的其余部分。当我们快速移动，破坏东西时，这些东西变得越来越大，碎石遍地。

Facebook声称拥有20亿用户。（这些用户中有多少是俄罗斯人的机器人，目前还有待讨论。）但是20亿的1%是2000万。当你快速移动，并打破东西时（顺便说一句，这是Facebook的内部座右铭），1% 就已经在开展新工作的可接受的突破点之内了。但它代表着2000万活生生的人。他们有名字。他们有自己的面孔。科技公司把这些人称为边缘案例，因为他们生活在边缘地带。从定义上说，他们是被边缘化的人。

让我向你介绍其中的一位：当波比·邓肯（Bobbi Duncan）还是一名大学一年级的新生时，就被Facebook“意外”地出柜了。当波比上大学时，她加入了一个有 Facebook 小组页面的同性恋组织。当合唱团的导演把她加入到这个团体的时候，她加入了在UT-Austin的同性恋合唱团的一个通知被加入到她的信息流中。她的父母看到了它。波比非常小心翼翼地通过了 Facebook 错综复杂的隐私设置, 以确保她的父母看不到她的性取向。 但是，她（以及Facebook的绝大多数用户）不知道的是，快速移动的Facebook做出了一个决定，即群体隐私设置应该覆盖个人隐私设置。波比与她的父母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后来又企图自杀。Facebook铸就了这一切。

一年后，我在Facebook做了一个演讲。我提到了波比的故事, 在这个时候是公开的。观众中的一位工程师大喊：“这是合唱导演的错，不是我们的错。”这就是整个故事中最恐怖的部分。我们把最需要我们的人置于危险境地，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对此，我必须问为什么，然后说“不”。

我们在杀人。我从设计界听到的唯一的不，是关于设置许可执照的建议。如果“为什么”和“不”是我们的中心，那么，中心还没有成立。

我们需要放慢速度。注意我们实际设计的东西。我们向世界发布新事物的速度比特朗普制造丑闻的速度还要快。

为什么我们失败了：第一个原因

“我想做正确的事，但我怕会丢掉工作。”

“能站出来肯定很不错。”

“我要付房租。”

“如果你是在告诉人们如何工作，那么你就是法西斯！”

我从世界各地的设计师那里听到过各种各样的话语。有时他们会对此表示歉意。有时他们会生气。有时他们在寻找宽恕，而我却不能给予。但大多数时候，他们感到疲惫和沮丧。

是的。你有时会因为做正确的事而丢掉工作。但我想让你问自己的问题是，为什么你愿意做错误的事情来保住你的工作？道德框架需要独立于工资标准。如果以每小时12美元的价格建立数据库来跟踪移民是错误的, 那么以每小时200美元的价格建立这些数据库仍然是错误的, 无论 Palantir （一神秘的大数据公司）付给雇员多少工资。金钱不会出错。但是，一个镀金的笼子仍然是一个笼子。

生活中你会有很多工作。害怕失业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恐惧使你不太可能质疑和挑战你需要质疑和挑战的东西。这意味着你没有做好你的工作。

做好工作的第一步是要做正确的事。而迷失的一代设计师并不想做好它。他们发现自己站在一扇门前，而不是把自己看作是守门的，他们认定自己是侍者。

我们失败了，因为我们看了看我们的薪水，看到了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签名，然后忘记了我们实际上是在为波比·邓肯工作。

为什么我们失败了：第二个原因

我也听到很多人试图把工作做好，然后一次又一次地碰壁。这些人在寻找后援，却没有找到。

让我给你讲个故事。几年前，我和我的家人开车去了红杉国家公园（Sequoia National Park ）。我们在路上的一个小餐馆前停下来吃晚饭。有一对老夫妇坐在我们旁边。他戴着一顶海军帽，上面画着他曾经服役的战舰的照片。当服务员给出账单的时候，老人对价格不满意。他把女服务员喊来，告诉她不是早鸟价。服务员笑了笑，用她最好的声音告诉他，他们已经坐了几分钟，并不能得到早鸟价。乔（Joe），我知道他的名字是乔，因为他的妻子告诉乔不要大吵大闹，他伸手去拿他的钱包，掏出他的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的名片, 并把它放在订单上。争论到此结束。

没有人会跟美国退休人员协会较劲儿。 因为美国退休人员协会会照顾它的老人, 它会把你搞得一团糟。 如果那个服务员没有给乔一个早鸟价，我敢肯定一排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的律师会空降到餐馆。乔最终支付了早鸟价，因为乔拥有一个专业组织的力量。

想象一下，同样的情形，一位设计师为了她的工作的可靠性而站出来。同样的情形也会发生。 想象一下一个专业组织的力量在背后支持我们的情景。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也许AIGA是最接近的，但“最接近”并不等于就是。所以每个设计师都在努力奋斗,因为她知道自己是在孤军奋战。

为什么我们失败了：第三个原因

直到最近，用户体验设计的历史是由其他领域定义的。首先由工程师定义，因为，公平地说，他们是发明互联网的人。他们对设计的定义，今天仍然被在这个领域工作的绝大多数设计师所广泛接受。这条路很简单。坐在角落里, 听着用昂贵的 DJ 耳机听着《The War On Drugs》, 为一些界面选取颜色，并收取工资。

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一直在向那些认为我们是在浪费时间的工程师们证明我们的合法性。直到他们意识到我们可以指数级放大他们的力量。

我们让其他人来定义工作。当我们被告知要做什么时，我们抱怨。当我们没有被告知要做什么时，我们抱怨。我们在桌子上争取了一个座位，一旦我们开始坐上那个座位，我们发现很多设计师都不想要它。

当我说设计师们没有战斗的时候，有点不公平。我们努力让别人来定义我们。我们努力让其他人来定义我们的责任。我们一直在努力放弃我们的机构。我们一直在努力不让自己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我们都很乐意在我们周围做决定的时候浪费我们的时间。 

几个月前，杰瑞德·斯图尔（Jared Spool），他做了40年的yeoman设计工作，他在Twitter上写道：

任何影响设计的人都是设计师。

这包括开发人员，PM，甚至是公司的律师。他们都是设计师。

这条推文里的所有东西都是正确的。任何影响最终事物的人，无论是产品还是服务，都在设计。然而，如果你点击浏览，看看回复。你会发现，令人遗憾的是，它很快就变成了对头衔的讨论。我们很乐意放弃工作带来的所有责任, 但是不要拿走我们的头衔。 我曾见过设计师们花了一个星期，与新雇主讨论他们的头衔将会是怎样的，但他们却没有细心地询问他们的职责。

设计是一个动词。一种行为。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捡起球, 然后跑起来。如果你没有完成你的工作，当别人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 你就不会感到沮丧。你不能不去设计。专业设计师给这个行为带来的是意图。 但是为了这个目的, 设计师需要有意识地表现出来。 设计师已经死了。 设计万岁。

我们是资本主义最后喘息的孩子

我们一直都在一个衡量财务成功的体系中工作。我们讨论的是一部电影首映一周赚了多少钱。我们关注的是音乐在排行榜上的攀升，当 Twitter 发布第一个盈利季度时，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的领导力终于得到了证明。

Mashable报道文章的第一句话让人不寒而栗：“事实证明，削减开支、集中精力，或许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可以帮助赚钱。”

让我们看看这个盈利季度的代价。Twitter的利润是以民主为代价的。当一个美国独裁者选择它作为他选择的平台来散播仇恨，蔑视妇女和少数民族，吹嘘他的种族主义基础时，Twitter就开始振作起来了。Twitter并没有因为违反服务条款而拒绝他，而是选择扩大服务条款，以适应特朗普所带来的参与。Twitter和Twitter的每一位员工都失败了。他们的道德规范让人们失望了。 唐纳德·特朗普拥有核武器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Twitter。

然而，所有这些都被原谅了，因为Twitter现在已经盈利了。利润证明一切。硅谷，为美国的终结提供动力的引擎，需要利润才能生存，而且它还需要大规模的利润。我们仍然对自己的想法着迷，对它们的影响视而不见。

前进的道路

2017年8月，大众汽车工程师詹姆斯·梁（James Liang）被判入狱40个月。底特律一家法院判决他故意设计欺骗联邦排放测试的软件。他并不是唯一被送进监狱的大众公司的雇员。但他是我们故事的重要人物。他知道他在设计一些骗人的东西，但他还是做了。这是道德的崩溃。

在2017年3月，迈克·艾萨克（Mike Isaac）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Greyball”的报道。这是Uber的一款工具，旨在故意欺骗当局。当局正在保护Uber乘客的安全。在 Uber 还没有人被关进监狱。 但是故事是一样的。

两家公司，故意设计软件，目的是欺骗监管机构。大众汽车因为汽车工业受到监管而被抓。我们知道汽车是危险的。Uber之所以能侥幸成功，是因为它自称是一家软件公司（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才刚刚开始意识到软件的危险性，尤其是在那些没有道德、不负责任的人领导的公司手中。但是当 Greyball 被设计出来的时候, Uber 的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卡尼克拉（Travis Kalanick）也应该被关进监狱。

我们需要对我们的行为负责。我们一直在快速前进。我们一直在破坏东西。有时是故意的。有时是出于无知。效果是一样的。我们正在建造的东西比以前更大了，而且触手可及。放慢脚步的时刻到了。因为我们要打破的东西太重要，太珍贵了。其中大部分是不可替代的。

我是设计的最后一代的成员。我搞砸了。我们都是这样。 我们都做得不够。也许是潮水太猛了，或者我们太弱了。但当我回头看时，我看到了新一代的希望。这些设计师在年轻的时候就提出了比以往更好的问题。我真的希望他们比我们做得更好，因为赌注从来没有这么高过。

要想成功，你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监督机构

你需要有人来支持你。回顾历史， 长时间的工作时间和周末的工作时间仍然很长, 无论自助餐厅是否供应剑鱼。正如苏珊·福勒（Susan Fowler）和许多勇敢的人所发现的那样，人力资源部门不适合你。他们为你的老板工作。

我是费城一名建筑工人的儿子。每年冬天，我父亲都会因为天气太冷而被解雇，每年冬天，来自工会的人都会带着食品杂货过来。唯一会为工人挺身而出的人是其他工人。团结起来，成立工会。

当你们中的一个人试图做正确的事时，让他们（和他们的老板）知道，他们背后有一个完整的组织。

教育自主性

我们为什么还要把设计部门塞进艺术学校呢？不要贬低艺术学校——它们是艺术教育的好地方。我也不是在贬低现有的设计程序，我只是想给你更多的空间！设计太重要了，太大了。是时候创造我们自己的教育机构了。几年前，杰瑞德·斯图尔和和莱斯利•詹森-英曼(Leslie Jensen-Inman)就这么做了。他们在查塔努加创办了 Center Centre, 专门培训用户体验设计师。 我希望它能成功, 并且希望它是众多成功中的第一个。

实践许可证

我的牙医有执照。 我的医生有执照。 我的律师有执照。 我的会计师有执照。 几乎每个我交流的专业人士都是有执照的。 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这不仅让我知道他们通过了某种测试，某种程度上的熟练程度，而且还为我提供了一种方法来衡量他们服务水平的期望标准，并提供了解决任何不满的方法。

在离家较近的地方，建筑是最难学习和进入的设计行业，并且有很高的标准。建筑师们可以彻夜讨论风格和美学，但是到最后, 他们的东西必须符合规范。建筑师必须确保工程师和承包商履行他们的意愿，他们必须准备好改变他们的愿景来适应现实。在建筑中没有最小的可行产品, 因为糟糕的架构会杀死人。糟糕的用户体验现在同样致命。是的, 即使是霍华德·罗克（Howard Roarke ）也必须有执照。

虽然我同意授权并不能解决本文列出的所有问题，但我相信这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第一步。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不要在接下来的10年里寻找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而牺牲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作为设计领域的专业人士，这一领域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的目标是要有专业水平的问责制。归根结底, 一个职业不会自己决定自己的身份。当一个监管机构决定我们是鲁莽的，无法控制自己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不是为了我们。这是为了那些我们接触过的人的利益。我们移动得太快了，太多的东西被破坏了。

业余时间结束了。是时候了。